吾友樊阳，向来深居简出，与世无争，近日突然走红，饱受媒体骚扰。看他拙于应对的样子，我不免有些愧疚，但又忍不住窃喜——日前上海之行，有意栽的花是去复旦大学演讲，无心插的柳便是把他出卖给了媒体。
樊阳是上海市一位中学教员。业界所知，是他带的毕业班，成绩总是拔尖。这只是他的稻梁之谋，最让他倾注心血的，是每个周末在家免费开设的“人文私塾”，给一些有兴趣来听的学生讲授文学、思想和时事，坚持了整整二十年。虽然桃李满天下，却是酒好巷子深，自斟自饮，不亦乐乎。
此番拜访，听他发了一些牢骚。那几天上海最低气温零度以下，我进门以后，他和妻子管立勤女士让我紧贴空调落座，我还是感到寒气袭人。我知道如果没有客人上门，他们不会开空调，只说是习惯了。但是周末为孩子们打开，这也成了习惯。说起这个，管立勤也忍不住抱怨说，空调开着，有些孩子进进出出都不记得关门！樊阳却不以为意，他最大的困扰，是越来越多的家长，不让孩子来听他的免费课，而宁愿去上高价补习班。
几天后我看到《时代周报》记者和他的对话，再一次体会到他的这种心情——
时代周报：看学生一个个走了，你会不会很伤心？
樊阳：（提高语调）当然很伤心了！我最伤心的就是这个事！比如一个女生，她原来就喜欢追星，漫画，后来慢慢真喜欢文学了。从原来根本不读书的，变成了喜欢读书。但是高二了，她父亲的影响力显然更大，中秋节时，她爸爸来了，和我谈一谈，我就知道，哦，不来了。我很失落的。因为这个孩子是有变化的，但是最后还是被现实功利拉走了。我一直经历这种打击。……
回到酒店，我意绪难平，上网发了一条微博，简单说了他的事情，推荐媒体关注。有些意外的是，当天就有近千人转发，数百人评论。两天后，《东方早报》就刊发了整版报道。随后是《青年时报》、《时代周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潇湘晨报》、《环球时报》英文版等十多家媒体的约访。这期间我和樊阳通过两次电话，我有些失望地发现，成为媒体宠儿，他一点也不享受，反倒是满心苦恼。我只好劝他说，媒体报道也是人文教育，而且受众更广，你就从了罢。
他抱怨说，媒体写得太感人了，不大像他自己。我说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，每个记者写出来的都只是他心目中的樊阳，你就不用对号入座了。跳将出来当一个旁观者，看看十多家媒体如何描绘不同的樊阳，也是一件趣事。话虽如此，当我读到下面这一段对话时，还是忍不住鼻尖发酸，潸然出涕——
时代周报：当时你还没解决住房，上课地点怎么解决？
樊阳：就一群人坐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。
时代周报：当时是怎样的情景？
樊阳：复旦的那个花园，叫曦园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冬天很冷，我们都穿着滑雪衫。我印象很深刻，从春天到冬天，我们有个女学生还去摇梨花树，弄得满头都是。
有时候有些人会注目的，我就声音放低一点。
时代周报：在曦园讲多久？
樊阳：三年时间。买了房子后，周末就把儿子送到外婆家，在儿子卧室讲课。学生们来了就席地而坐。
这让我想到两个情景。几年前我去山西平遥，看了那里的文庙。那是中国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文庙，其中有号称规模最大的科举史展。从史料上说，这个展览值得一看，但是它毫无历史批判意识，对科举制度一味颂扬，更把状元传统庸俗化为一个旅游项目，我颇为不满。突然之间，我看到了一幅浮雕，题为《杏坛设教》，描绘孔子讲学的故事。我停了下来，伫立良久，遥想春秋乱世，荒郊野岭，孔子携弟子席地而坐，诵诗读书，弦歌鼓琴，这是何等的伟业！把这种有教无类、浴沂舞雩的讲学当作科举的源头，又是何等的谬误！
后来我去印度旅游，参观鹿野苑，再一次感受到这样的震撼。相传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觉悟成佛后，西行二百公里，来到鹿野苑，于菩提树下，向五位侍者讲授佛法。五位侍者有所证悟，旋即披上袈裟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僧侣。这就是佛教史上的“初转法轮”。我们到时，夕阳初下，落霞满天。那棵古老的菩提树下，仍然坐了一众信徒，听一位僧人讲佛论道。尽管游人如织，此地一片寂然，唯有娓娓教诲，穿越时空而来。虽然言语阻隔，但我仍然席地坐下，倾听半晌。
我把这两个场景的照片找了出来，发给樊阳。我并无意要拔高他的行为。事实上，我们做朋友二十多年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媒体工作，我们经常谈论他的“私塾”，他也把一些学生介绍给我认识。然而，无论选题多么枯竭，我都没想过拿他做报道。这就是所谓“熟视无睹”吧。我发这两张照片，除了表达我的敬意之外，也是想要对他说，其实孔子和释迦牟尼的讲学也并不神秘——只要我们想要分享知识，哪儿都是杏坛；只要我们想要学习，哪儿都是鹿野苑。
附言：引用《时代周报》的报道，只是碰巧那天在地铁上读到它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感慨良多，并不代表我对媒体的樊阳报道的评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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